荣光与倾覆：唐帝国的三百年

唐朝，算得上最受世人偏爱的朝代之一，在唐帝国的历史中，充满着盛衰的起伏、阴谋的斗争、征战的荣辱、文化的张力……这种复杂性也导致其历史书写的困难——要点太多反而容易失去重心，情节过剩反而造成主线模糊。

可以说，很难通过某一本唐代通史，就能全然了解唐朝的方方面面。我们读唐朝通史，其实读的是历史学家的角度和视野，体悟他们建立在史料之上的分析与心得，这才是阅读复杂朝代通史的“金线”。在此意义上，孙英刚教授的隋唐三部曲《帝国的形成》《盛衰的痕迹》《文明的转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正是这样颇具“史识”的通史著作。

贞观政治的复杂性

高祖李渊作为唐朝开国之君，形象无疑被扭曲和遮蔽。据史料看，李渊宽厚大度、骑射一流、情商极高，是一位深受大家爱戴的君王。隋末群雄逐鹿，自太原起兵的李家并没有压倒性优势，李渊因地制宜，曾为起兵向突厥称臣，在战线吃紧之时，还主动给李密写信表示拥戴。

从结果看，李渊的暂时妥协，为战事赢得宝贵的窗口期。但在其后的太宗朝，这两个行为却被史臣模糊处理，将其视为“不光彩”的举动。此外，李世民由于要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还夸大了自己在建国中的重要性，甚至把太原起兵都描述为自己的主意。

温大雅系李渊起兵时核心幕僚，有诸多亲身经历，曾写作《大唐创业起居注》。此书中的李世民，并无亮眼的表现，甚至不如李建成。而《旧唐书》评价高祖李渊“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是偏负面的评价，还提到“不有圣子，王业殆哉”——意在说明若不是李世民，李渊的功业就没法延续。

显然，太宗因夺位而产生的隐秘心理，在这一处得以体现。终其一生，太宗都很在乎自己的评价，不惜违背惯例，多次干预国史的修撰。《唐会要》记载李世民要亲自审查起居注，并遭到大臣的批评。

太宗的自我期许甚高，立志做济世安民的明君，而他的才能也足以支撑其人生目标。太宗执政期间，有多项奠基性举措：其一，地方治理上，决定分州、县两级，重视刺史政绩，太宗经常将地方官名字书于屏风，便于考查，又将皇室子弟分封为世袭都督、刺史，分布于战略要地，拱卫京师；其二，注重文治，增加科举考试次数，兴办学校，组织撰写多部南北朝史书，法律上“意在宽平”；其三，军事改革与战绩卓著，太宗设立“折冲府”，寓兵于民，集中于京畿地带，确保中央的控制能力。在其后对东突厥、高句丽的战争中，唐帝国也都取得不错的战果，太宗不仅好战也能战。

太宗朝的另一条主线是臣僚派系与嗣子之争。在唐朝建立过程中，李世民、李建成等人，更似于合作关系，他们都有各自的队伍，李世民以洛阳为中心经营山东，后来又以“秦王府”为班底重视关陇贵族；李建成则以河北幽州为中心。

太宗朝时，朝廷大体分裂为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杰两个派系，彼此关系紧张。应当说，唐朝前期，表现出强烈的贵族制政治特征，大臣贵族形成庞大的政治集团，互相攻讦竞争，通过皇位继承等政治投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种现象直到玄宗时，才被重用宦官的政治局面彻底扭转。

比如在太宗确立晋王李治为继承人时，便能看到长孙无忌和李勣的身影。当然，在李治羽翼丰满之后，他也任用自己晋王府的旧臣僚，最终纵容许敬宗攻击长孙无忌谋反，作为关陇贵族话事人的长孙无忌，黯然自缢。

不难发现，从来没有派系或权臣可以长盛不衰，一次次政治选择中的起落，才是不可避免的常态。

唐代画家张萱的《唐后行从图》（局部），描绘武则天出游场景。画面中为众人簇拥、凤冠霞帔者即为武则天。

佛教帝国的进与退

受到宋人观念影响，我们习惯将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视作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行为。然而，孙英刚认为，“古文运动实质上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他们希望回到佛教之前的中华古典去……中国文人的价值由此发生变化，从文转化为道。”

这一观点的背景，其实是中唐之前，佛教长期是唐朝举足轻重的信仰主体。上到政治宣传，下到日常生活，都能看到佛教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大唐的长安和洛阳的天际线被佛塔所装点，人们的心灵被笼罩在佛光下。”因此，孙英刚认为唐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佛教帝国”。

关于政治宣传，最显著例子要属武则天。武则天登基开创新王朝，需要理论来建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她选择了两部佛教经典《大云经疏》和《宝雨经》，甚至将经书发放给各州县的百姓来进行宣讲，通过自上而下的透传，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按照经书的阐述，武则天可以是转轮王和菩萨，这便化解了女人身份在政治阐释中的弱势问题。

此外，武则天的政治塑造，离不开僧人支持。比如德感，他在历史上与薛怀义一样，都是佛教造神运动的重要成员。德感是玄奘的再传弟子，曾代表武则天赴五台山巡礼，主持修建了七宝台、观音像。薛怀义更是经常被扣上“男宠”的帽子，他本名冯小宝，被推荐给武则天，深受信任，时人皆尊称他为“薛师”。历史上，薛怀义负责主持修建明堂，用以证明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后来，薛怀义还作为总指挥，抵抗突厥。武则天作为女帝，自唐代便已流传各种捕风捉影的“绯闻”，其实所谓得宠之人，包括后来恶名昭著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都只是武则天权力的爪牙，是其权力的延伸。

至于文化地位，唐朝时期的中国，更是东北亚的文明中心。比如当时日本遣唐使，多有专门前来学习的僧人，而今日本各宗的祖庭多在长安。其中最著名的僧人是空海，他宣扬密宗，还利用佛教概念，赋予日本天皇皇权新的意涵——佛教转轮王。

待到中唐时期，韩愈的《论佛骨表》表现出反佛倾向，其实恰恰说明佛教信仰自上而下都有基础。孙英刚认为，韩愈力图建立儒家传统，重视传承，强调“教外别传”，实际上是受到禅宗影响，企图建立正统学说脉络。

古文运动另一倡导者柳宗元也批判关于“天”的概念，包括汉代以来盛行的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等，即现代理性主义所说的“迷信”。柳氏思想当然有其进步性，但也应看到，这一思想的转向，其实是在佛教衰退、儒家升起的背景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神圣性，回归到了对人的关注。

“武宗灭佛”最终使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而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河北藩镇拒绝执行，因此部分佛教遗迹得以保存，导致五代宋朝的佛教正宗，很多留传于河北、幽州地区。

安史之乱的因果律

安史之乱无疑是唐代乃至中古时期的转折点，可以从很多角度予以讨论。

比如动乱之前的政局。“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历史上声名狼藉，但从实际看，他深受玄宗信任，在734年到752年的十八年间担任宰相。李林甫虽然学问有限，但处理政务十分高效，同时城府颇深，经常在斗争中闪转腾挪，先后斗倒了张九龄、牛仙客、李适之等人。不过，李林甫在皇位继承中支持寿王，玄宗欲立忠王，李林甫和太子的矛盾成为主线，玄宗利用两方势力的对抗，维持相互牵制的局面。

李林甫去世后，权力真空被杨国忠占据，但其根基不稳；与此同时，安禄山作为节度使，此时深受玄宗信任，也与李林甫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从时局看，安禄山不是单纯的反叛者，而是在玄宗晚年政局中，核心权力的有力竞争者。玄宗其实希望仰仗安禄山的实力与胡人身份，制衡朝廷臣僚，确保皇权的权威，因此才有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干妈的事件。

孙英刚认为，某种意义上，安禄山是被杨国忠逼反的，杨国忠乐见安禄山造反，并认为自己有能力借此铲除安禄山势力。杨国忠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处处排挤刁难，消灭安禄山在长安的耳目。一直支持安禄山的吉温被杖死狱中，玄宗并未做出裁决，惴惴不安的安禄山最终开启叛乱之路。

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实在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比如唐朝的军事改革。唐初军事布局“内重外轻”，长安周围集中了诸多折冲府。天宝年间，玄宗四处出击，边防军已经达到49万人，军费是此前的六倍之多，这样的负担已经使中央财政无力支撑，于是他设置节度使自负盈亏，使节度使掌握军、政、财三权。玄宗并非没有意识到节度使的威胁，于是，他和李林甫计划让节度使相互制约。所以安史之乱也是如此，平叛主力不是中央朝廷军队，而是其他边军。

安、史叛军实力确实强劲，但这不是他们一路势如破竹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是玄宗、肃宗的决策失误和一系列内部斗争。比如玄宗操之过急，甚至不惜斩杀大将。高仙芝、封常清都是在西域取得过卓越战功的将领，作战经验丰富。封常清率领拼凑的军队，失守于洛阳，后高仙芝退守潼关，监军边令诚与二人有矛盾，煽风点火，玄宗最终竟然真的斩杀二将。其后，哥舒翰本在潼关可以坚守，却被逼迫出关迎敌，陷入包围圈，损失惨重。“哥舒翰战败后，很多将领担心也会遭遇高仙芝、封常清的命运，就投靠了安禄山。”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在玄宗掌权的四十余年中，大批贵族子弟与玄宗产生了极其密切的私人关系，构成了玄宗朝官僚集团的核心……他的言行无疑让这群官二代对仕途生出了过高的期许，这也导致在长安沦陷后，他们大多数人非常轻易地选择投向了安禄山。”

再如皇权分裂，肃宗急于巩固权力，战略选择失当。玄宗逃亡四川地区，他没有想到后来的肃宗、自己的儿子李亨，会得到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其实李亨自己也未曾预料，甚至他在北上时心情凄凉。此后，玄宗、肃宗形成两大政治集团，直到至德二年才完成权力的完整交接。随着形势变化，叛军内部自相残杀，肃宗业已联合回纥援兵。这时，李泌建议直取范阳，一举歼灭叛军，然而肃宗最终决定先收复长安，奠定自己称帝的合法性，于是经过惨烈的香积寺之战，肃宗如愿以偿。可是，由于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未对叛军斩草除根，导致叛乱又持续了六年之久。

回顾这一时期，不难发现历史演进的因果律——彼时恣意的行为，此时成为灾祸的导火索；此时看似合理、遮蔽问题的决策，也可能是未来窘迫的起点。历史从来不是简单地重复，但是会惊人的相似。（责编：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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