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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龙舞,从舶来到传统

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4-01-17 19:02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名作《青玉案(音如碗)·元夕》的上阕,描绘了元宵夜的热闹景象,其中“鱼龙舞”,一般认为就是今天的舞龙。

清代红白玛瑙巧做双鱼龙花插

舞龙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重大节日皆有,但最早的舞龙可能来自西域,舞的也不是龙,而是“含利之兽”,一种传说中能吐金的瑞兽,又称鱼龙。东汉张衡在《西京赋》写道“含利颬颬(音如瞎)”,“颬颬”指张口吐气貌。从汉画像砖上看,“含利之兽”分明长着马头,但有双角。

直到辛弃疾时,舞龙仍称“鱼龙舞”,但在形式上,已与今天的舞龙区别不大。经近千年融合,“鱼龙舞”逐渐本土化,少有人知它与西域的渊源。

到明清时,舞龙习俗遍及全国。《成都竹枝词》中有:“元宵处处耍龙灯,舞爪张牙却也能。”《达县竹枝词》称:“上元灯火舞龙狮,锣鼓喧阗爆竹随。”相比之下,北京庙会多舞狮而少舞龙,因北京是都城,皇帝又是真龙天子,舞龙有大不敬之嫌,但在清宫,仍以舞龙为乐,乾隆写诗称:“软节虽才过,韶春正好初。长筵列孙子,诸戏舞龙鱼。”

舞龙是如何完成从舶来到本土转化的呢?龙作为皇权的象征,为何民间也可舞弄?值此龙年到来之际,钩沉这段历史以增趣,亦可证“文化在交流中才能发展,传统在吸收中才能传承”之理。

司马迁做了不少铺垫

秦汉前,龙是神兽,却不专属皇家。

在《吕氏春秋》中,介子推称晋文公为“有龙于飞,周遍天下”,用龙代称主君,但孔子也将老子比喻为龙。

最早将龙与帝王联系起来的是《史记》,称:“秋(公元前221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

秦始皇称“祖龙”为某先祖,而非自己;至于“今年祖龙死”,因山鬼只知一年事,不知明年如何,故未予重视。东汉末年学者苏林注《史记》时,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认为祖龙就是秦始皇,是首次被称龙的帝王。

苏林的理解或有误,但司马迁记此细节,有暗示“始皇即祖龙”之意,目的是给汉高祖刘邦圆谎。

刘邦出身低微,为夺天下,称蛟龙与母刘媪交欢,生下自己。此说离奇,明显抄袭自商、周、秦的创始说。商朝是简狄吞玄鸟卵生下契(商的祖先),周是姜原踩巨人脚印而感孕生下稷(周的祖先),秦是女脩吞玄鸟卵生下大业(秦的祖先)。契、稷、大业均非帝王,他们的后代才成功,刘邦却一代即称尊,“短平快”到很难让人相信不是编的。

为此,司马迁做了不少铺垫,比如在《史记·夏本纪》中,他称尧也是龙生的,即“尧母曰庆都,观河遇赤龙,晻(音如暗,意为太阳被云层覆盖)然阴风,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尧”。

土德还是火德?

在《史记》中,司马迁共记123段龙的故事,且反复渲染,比如称刘邦相貌奇特,云气呈龙虎,靠斩蛇起家,刘邦的四儿子刘恒(即汉文帝)也是龙生的……这些内容多有人工操作的痕迹,且明显受到陈涉的启发。陈涉在鱼肚中藏“陈胜王”的帛书,通过给自己“造神”,率先发动反秦起义,明代王世贞便指出:“陈涉之启汉高。”

以司马迁之智,为何信以为真?因为司马迁陷入自身的认识短板——司马家族自周代到汉武帝,代代皆太史官,这使他产生了继承道统的紧迫感。

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想成为周公、孔子之后的第三人,就必须阐发《春秋》义理,对孔子后几百年的历史予以梳理。

司马迁深受《公羊》中“大一统”学说影响,而刘邦完成了“大一统”。可刘邦抛妻弃子、杀戮功臣、出卖老父,且谎言成堆、心胸狭隘,司马迁也想不通,这么一个流氓,为何能让历史回到正轨?通过“五德终始论”,司马迁找到了答案——刘邦无私德,却契合五行之德,为时势所需要,所以被天命眷顾。

“五德终始论”带来一个“理论问题”:秦是水德,土克水,汉朝应是土德;可汉朝建立时,认为秦朝太短,算不上一个朝代,汉直接继承了周代的火德。

由此形成两派:开国老臣多属火德派,后辈则多属土德派,两派缠斗不休,势同冰炭。

“黄龙”现身 补了漏洞

土德说更合理,却与刘邦早年编的“创业神话”相悖——论五行,他应是黄帝子,非赤帝子;他不应斩白蛇,应斩黑蛇……可谎言已广泛传播,怎么收回?

对现代人来说,相关争论纯属无厘头,但古人一切看天命。项羽兵败垓下时,自杀前咬定“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眼看“五德终始论”无法达成共识,没想到,黄龙现身意外补上了BUG。

汉文帝时,神仙家公孙臣上书汉文帝,倡土德说,称黄龙将出现,应改正朔、易服色,被开国老臣、火德派的张苍斥为妄说,公孙臣遭罢免。没想到,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有人在成纪(今属甘肃省静宁县)看到黄龙,汉文帝立刻召回公孙臣,任他为博士。

第二年,汉文帝下诏:“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几郊祀上帝诸神。”汉文帝此举,目的是从开国老臣中夺回权力,但龙作为祥瑞,从此与国之大事的祭祀建立了紧密联系。汉武帝时,正式承认土德,“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

黄龙现身呼应了刘邦的龙传说,又契合“五德终始论”。

到三国时,曹丕称帝的借口是“黄龙见谯(今安徽省亳州市,曹操的老家)”,刘备称帝的借口是“黄龙见武阳(今四川省成都市)赤水”,孙权称帝的借口是“夏口、武昌(两地皆属今湖北省武汉市)并言黄龙凤凰见”。

在《史记》的努力下,龙的地位陡升,沾上浓重的帝王色彩。晋代干宝在写《搜神记》时,刻意贬低龙,笔下多是平民化的龙。帝王龙和平民龙,长期并存。

雩祭是“伴龙而舞”

在相当时期,龙被皇家征用,但民间仍可用龙。

汉代视宇宙为四部: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世界、鬼魂世界。天上世界归神住,上帝统领;仙人世界归修炼成功者居住,西王母统领;人间世界即现实;鬼魂世界最低级。四世界互不通,龙可在其中穿梭。人去世后,灵魂乘龙才能入仙人世界,龙因而出现在各种祭祀中,或是舞龙的一个源头。

舞龙另一可能的源头,是求雨的雩祭。

商代已用龙求雨,甲骨文中有“十人又五□□龙□田,又雨”等卜辞,有学者认为,这15人即舞龙人员,可见商代已有舞龙。学者曾鸣在《汉代舞龙之证据再认识》中指出,此说无据。商朝雩祭常用人殉,即将巫师活活烧死,该记录或指焚烧了15人。人殉残忍,周以后改成暴晒巫师。

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记录了汉代雩祭方式,不同季节有区别:

春:“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

夏:“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刘,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七尺。”

秋:“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相去九尺。”

冬:“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向,其间相去六尺。”

有学者误称这是最早的舞龙,因文中明确提到“舞龙”,但这些龙是“洁土结成”的土龙,拿不起来,雩祭之舞只能“伴龙而舞”,非舞龙。

“鱼龙”为什么更像马

据学者黎国韬、龙赛州在《中国龙舞渊源新探》中钩沉,舞龙应从西域来。

据《汉书·西域传》:“孝武之世,图制匈奴……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意思是,汉武帝时,为对付匈奴,与西域各国交好,大量西域“幻人”(魔术师)进入中原,他们善百戏(近于今杂技、马戏),其中“漫衍”指巨兽表演,“鱼龙”指一种叫“含利”的兽变成大鱼,再变成龙的表演。

对于“鱼龙”,唐人颜师古注解道:“鱼龙者,为含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

有趣的是,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将军冢”出土的汉代乐舞百戏画像石上,竟然发现“鱼龙”戏的画面。据崔忠清等编的《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一书,释读为:“由两个艺人套着鱼状假形扮演;地毯左面是一匹巨大的兽,尾向地毯方向,背上有一人持长竿站立;大鱼和巨兽周围尚有三人,手上均持有‘引龙珠’一类的道具。”与今天的舞龙区别不大,只是“鱼龙”的“整体形状如一匹骏马,作奔腾状;兽身上有翼并带鳞纹”。

为什么不像龙像马呢?

学者黎国韬、龙赛州认为,既然“鱼龙”戏来自西域,应受当地文化影响,当时匈奴、乌孙、大月氏等“皆事龙神”,他们理解的龙即如此形象,而上古时期中原的龙具“不定型、不专一化的特征”,且马与龙本相通,“龙翼而马身”也是龙。

“鱼龙”融入中国传统

自汉武帝引入“鱼龙”戏,它一直在中原流传。

据学者曾鸣钩沉,隋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来朝,隋炀帝“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即洛阳)”,特意安排了“鱼龙”戏,“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隐喻四夷朝拜中原,犹大鱼“跳龙门”。

“鱼龙”戏场面壮观,“大鲸鱼”应是道具,隋炀帝借此彰显国力。

唐代“鱼龙”戏和雩祭合并。据《通典》,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曾求雨:“春祭王城东门外,舞八丈大青龙,另有十条小青龙伴随,由青衣少年持舞;夏祭王城南门外,舞七丈大赤龙和六条小龙,由红衣成年人持舞;夏末祭舞五丈大黄龙和四条小黄龙,由黄衣成年人持舞;秋祭王城西门外,由白衣独身汉持舞九丈大白龙和八条小白龙;冬祭王城北门外,由黑衣者舞六丈大黑龙和五条小黑龙。”

配色、大小龙配置等遵董仲舒之说,但已非土龙,而是可以舞的龙。

宋代“鱼龙”戏仍流行,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而明代王稚登的《吴社编》称:“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这时已无人知道,“鱼龙”戏是舶来品,曾经的“幻化”已成“变化”,完全本土化了。

如今,舞龙已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它见证了前人“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胸襟与魄力,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时,越是世界的,也越会是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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