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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烟霞岭上的秋白足迹

北京晚报·五色土 2024-01-30 14:55

2024年1月29日《北京晚报》第19版

有一种大地山川之美往往因人而生,他们相遇,彼此映照生辉。杭州的烟霞岭就是这样。

晓霞

这是我去过最多的山。烟霞岭上立有一篆书石碑:“烟霞此地多”。碑上这五个字令我心旷神怡,时不时就想去看霞光。一千多年前,柳永写下千古名篇《望海潮》:“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它从来都是这大地上不可缺少的景致。一日,无意在一本胡适传记中读到,1923年6月,胡适住进烟霞岭上的烟霞寺,在此过了一段养病、读书的悠闲生活。新文化运动后,胡适已名满天下。在不断上山造访胡适的人中,有24岁的瞿秋白。

我没想到,一百年前的烟霞岭有过瞿秋白的足迹。烟霞岭因为这个拾级上山的年轻身影,那刻的霞光变得独一无二。我之前未曾见的,现在不由想去一一找寻。

烟霞岭的清代石碑,上书唐代朱放诗句“烟霞此地多”。

1923年6月的一天,瞿秋白在俞平伯陪同下上烟霞岭,拜访了胡适。早在两个多月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陈独秀认为“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他托请胡适“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

陈独秀信中所言的“秋白兄的书”即《赤都心史》。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报》特派员的身份,由北京经哈尔滨、满洲里踏上了赴苏俄路程,于次年1月抵达莫斯科。以这段心路历程为底稿,瞿秋白完成了两部著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因肺病复发咯血,部分文稿是他在病榻上写出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记录了一个觉醒者寻路的精神成长史,是“五四”后早期文坛的名篇佳作。大凡传世下来的文学作品,不止因作品本身的魅力,还因作品背后作者深邃宽广的人生触动人心。契诃夫写《萨哈林旅行记》也是这样千里迢迢走往异路。他们成就杰作,才华反而不是最主要的,勇气、意志和信念才是。

《赤都心史》

1922年9月,《饿乡纪程》出版问世。陈独秀此番将《赤都心史》出版一事托付给了胡适。胡适为此亲往商务印书馆商谈,后又写信给王云五,介绍瞿秋白到商务印书馆做兼职编辑。以胡适的学识和眼光,他敏锐地看到了瞿秋白的满腹才华。这次会面,乐于提携晚辈的胡适显然被眼前这位青年才俊吸引,他嘱瞿秋白今后能多做些学问。

在苏俄两年多,瞿秋白曾因患肺病在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治疗。一个清晨,云气氤氲而来,天边紫赤光焰,热热烈烈,照耀万壑。这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他提笔写下《晓霞》一文:“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祝晓霞。”在结尾,他写道:“一月二十九日,秋白生日。我生的晓霞在此么?”这般热烈的生命感受如此独特,以至于今天读之,仍让我不由怦然心动。有的人,他们真的会让人看到生如晓霞般的瑰丽和绚烂。

这不只是他才华横溢。当年陈独秀率团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会议时,为陈独秀做翻译的是他,他俄语水平之高是公认的。他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时,他的学生丁玲回忆说:“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他音乐造诣颇深,《国际歌》是他在北京堂兄家的风琴上,照着曲谱一遍遍弹奏、吟唱,根据俄译本译配出了中文歌词。他还刻得一手好印,写得一手好字。文学上更是流光溢彩,《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一出手就是扛鼎之作,那时他才二十出头。

也不止是那些真实而充满灵性与生趣的日常。他和好友对饮起酒来,豪兴干云,两人一夜喝掉过三瓶白兰地。他送给妻子杨之华的结婚礼物,是一枚胸针,他在胸针上亲手刻了七个字:“赠我生命的伴侣”。

瞿秋白

光焰

在常州的瞿秋白故居和纪念馆,我看遍了陈列于馆内他的每一张照片。他的样子真是好看,俊逸清秀的面孔透出的儒雅之气,有黑白光影里难掩的风华。这等好相貌配上他不凡的经历,眼神里凝练了历经沧桑波澜不惊的气度。在所有照片里,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一张临刑前的遗照:他身着中式对襟黑褂、黑袜黑布鞋,齐膝白色短裤,双手背后,面带微笑,孑立在凉亭前,淡定自若的神情让人想不到这是走向刑场的人。他向行刑者提出了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从正面开枪,不要打我的头。当年天津《大公报》报道说,瞿秋白在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从容坐下,面向枪口,说了此生最后一句话:“此地很好!”

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前的瞿秋白。

大丈夫当如斯,可他文弱的样子,完全看不出还有另一面刚烈和血性。有时想,他何以令后人如此无法释怀?是他孑立在凉亭前不可冒犯的凛然之气,还是在失去自由的囚室,他书写下那些最后的绝笔?抑或还有“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而生的回响?

在狱中,他作了七首诗词、未成稿目录、致郭沫若的信,以及近两万字《多余的话》。舍生取义本已壮烈,足可青史留名,他却将身后名弃之不顾,非要百转千回,走入黑暗深处,不伪饰不溢美,真诚坦荡地彻底剖析自己,并为前进中走过的弯路,犯下的错,承担下历史的责任。绝笔中,他还说自己是“多年的肺结核者”,“愿意把这躯壳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

这是我一直最不忍卒读的书,每回读,都心绪难平。有人评价瞿秋白,十分恰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叙述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复调式的、精微的革命者,都是需要勇气和洞察力的。我自以为读懂了他的慷慨赴死,现在才知只是刚刚开始懂得了他的壮烈。大概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会真正理解当面临各种不堪、打击乃至命不保夕时,一个唯有内心至真至纯的人,才能够笔端蘸着无畏的灵魂,写完他命运最后的乐章。

倘若他依胡适希望的那样,在象牙塔里做学问,钟情他酷爱的文学,倾力他心念的“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必会取得不斐成就,且安乐顺遂,不至于日后如此跌宕多舛。陷溺在轻薄苍白现实中,当我面对瞿秋白这类人的精神与生活,不由有一份触痛于心的钦仰。那些在日常中透露出的精神气质,早已暗示了他日后选择的必然。在《饿乡纪程》里,他说他要“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大革命失败后,他主持八七会议,被推上了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当他在狱中写信给郭沫若,存于心底的遗憾才在此刻道出一二:“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翻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

他的生命停止在了36岁。最为他痛惜的,莫过于鲁迅了。没有谁能像鲁迅一样如此理解他、怀念他。鲁迅说:“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注:指果戈理《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当年瞿秋白被重金悬赏两万元通缉,鲁迅的家曾一次次成了他的避难地。瞿秋白死后,鲁迅不顾自己身患重病,和茅盾、郑振铎、陈望道等商定收集、整理瞿秋白译作遗稿,托名“诸夏怀霜社”出版《海上述林》。所谓“诸夏”即中国,“霜”源自瞿秋白幼年时曾用名“瞿霜”,这四字深埋了他对亡友的深情。在鲁迅1935年10月之后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为出版《海上述林》,从编辑、校稿、设计封面、筹款、撰写广告等各个繁杂琐事,他全都亲力亲为。当上卷《海上述林》印毕问世,人们惊艳不已,其装帧和印刷质量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唐弢撰文回忆说:“书印得特别讲究……在中国出版界中,当时曾被认为是从来未有的最漂亮的版本。”可惜鲁迅没能看到下卷出版,十多天后,先生与世长辞。

1936年10月,《海上述林》上卷《辨林》正式印成,共有500本。精装皮脊麻面100本,金顶金字;平装蓝色绒面400本,蓝顶金字。

鲁迅书赠过瞿秋白一副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何其感怀!思想深邃尖锐的鲁迅,为何将与自己年龄迥异、经历迥异、身份迥异的瞿秋白视为知己?个中隐含了太多的风云激荡。想想那时的上海,若没有他们在,该有多黯然无光。在东照里12号的四个夜晚,瞿秋白挥就的洋洋万余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如黄钟大吕,迄今为止这一鸿篇之作一直作为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存在着。而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的最后时光,撑着病体耗尽心力编印《海上述林》,是他为守护挚友的最后一搏,他“怀霜”其生命落尽见真纯的云山苍苍,为后人留存了瞿秋白的另一面。

于瞿秋白而言,这些流溢在他追求理想路上的才情,并不是他生命的全部。从写《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那刻起,下笔为文已非寄托才情,而是基于一种自觉式使命感的以笔为纛。热爱里最深刻的,是放弃热爱。坦荡里最深刻的,是拷问灵魂。儒雅里最深刻的,是舍生取义。他的晓霞一直都在,就如去烟霞岭,有一天你会看见一个紫赤光焰、热热烈烈的清晨,霞光万丈,映照大地,温煦了每一位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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