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科学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魂”和“根”关系问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整，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热度持续不断，《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的出版，更将相关研究推上新高潮。

有学者强调，从解决文化发展根本问题、贯通文化发展各个领域重要论断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基石性、根本性的核心理论是文化主体性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形态上明体达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在实践形态上体用贯通，破解“体用二分”窠臼，总体上守正创新，科学解决“魂脉”和“根脉”关系问题，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以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指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和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怎么看”——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学理，又有“怎么干”——针对实际问题明确提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金钥匙”。比如：“四个牢牢坚持”做好新闻舆论工作；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要体现“六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做到“八个相统一”；“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讲好中国故事要“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等。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包括主旨鲜明、系统完备的意识形态工作“五论”，即意识形态工作定位论、形势论、任务论、主体论及立场论，重点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有学者指出，“两个结合”的“结合”具有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结合”的实现；“结合”具有艰辛性，认识国情、把握时代特点特别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自身独立性、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都极为困难；“结合”具有创造性，“第二个结合”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认识更加科学、全面，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系统。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彰显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以此为始点，学界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了多方面研究，使其逐步成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彰显。

有学者提出从“创立背景、深刻变革、基本内容、鲜明特质”四个方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新的时代进程、新的历史方位、民族工作实践和“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引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创立背景；概念命题、研究范式、理论叙事的革新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深刻变革；“主线和纲论”“两个源自论”“共同一体论”“历史方位论”“价值意义论”“基本制度论”“争取人心论”“领导力量论”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新时代各民族共同现代化同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质。

也有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成要件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其应当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三者分别指向“事实”“观念”“实践”，形成“本体—意识—实践”的能动循环体系。

还有学者进一步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理论结构，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生成于族际利益互补性、记忆情感共同性以及民族文化聚合性。正是这三重结构共同作用，使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结上被深度整合。

完整诠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搭建三位一体逻辑框架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始终是我国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供了现实基础。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具有根概念性质的标识性概念，并衍生出三类派生标识性概念：一是反思性派生概念，即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发生的多起环境公害事件、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机械自然观等进行反思意义的概念化理论聚合，从而逻辑性地生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地球生命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二是规范性派生概念，即在镜鉴反思的基础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等关系进行规范意义的概念化理论聚合，从而逻辑性地生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三是建构性派生概念，即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体制机制展开建构意义的概念化理论聚合，从而逻辑性地生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等标识性概念。三类派生标识性概念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中国式话语的语言面相，搭建起了“反思—规范—建构”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较为完整地诠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根概念的丰富意涵。

（作者孙寿涛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经济学篇

新质生产力受到集中关注，四个主要研究维度全面深化

2024年，中国经济学界关注最多的热点问题是新质生产力。研究者们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基本特征、实现路径和测度指标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理论内涵方面，学者们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新的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它在经济理论上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在基本特征方面，学者们从不同维度总结了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特征。一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二是在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生产模式方面有创新，三是将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四是能够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在实现路径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政策建议。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征，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大力鼓励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即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载体在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在微观层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必须遵循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逐步完善产业结构。

在测度指标方面，一些学者探索了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指标。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由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等构成。也有学者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三个维度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界定。在方法上，通常都采取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从测度结果上看，学者们均发现新时代各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迅速增长，但由于资源禀赋等客观原因，地区之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差距较大。

除了研究新质生产力本身，很多学者还将新质生产力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讨论，认为从逻辑上讲，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从发展动能上讲，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刻。要加快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积极培育新动能，就需要推动突破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供应链韧性成为热门话题，数字技术和制度型开放受追踪

在后疫情时代，供应链韧性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关注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利用全球供应链数据，评估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供应链韧性。研究发现，面对贸易政策冲击，中国企业通过将供应链转移至近岸、本土以及其他欧美国家以实现风险规避，同时调整产业范围完成供应链重构，从而展示了较强的供应链韧性。

多位学者发现，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供应链韧性。供应链数字化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和改善内部控制等渠道，提升了企业的供应链韧性。在具体的技术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对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最为明显。

还有学者发现，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能够显著提高供应链韧性。实证研究表明，提高贸易协定深度可改善制度环境，降低全球供应链断裂概率、增强供应链韧性。在具体贸易政策方面，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将降低中国从成员国进口供应链的断裂概率。因此，积极签订和加入高标准贸易协定，构建一流的营商环境都将有助于增强中国供应链的韧性。

气候政策对经济发展越发重要，环保理念应对气候风险越发有效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政策在中国经济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气候风险越来越大。专家研究指出，在微观层面，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诱发企业升级困境，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机制是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挤出实体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挤入金融投资，即造成“脱实向虚”。此外，气候风险会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融资约束加剧企业的避税行为。在宏观层面，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秩序，并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波动性。此外，投资者气候风险感知会加剧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染。还有学者发现，气候风险会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引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引发短期跨境资本外流。总之，气候变化会对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促进企业绿色发展的渠道，除了绿色技术创新，还有供应链的传导效应。多位学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的数据发现，下游客户的ESG优势可以激励中游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现机制是，客户的ESG理念会强化企业的绿色意识、加大相关的商业信贷支持，以及绿色技术的溢出效应。

（作者方明月、聂辉华分别为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政治学篇

制度创新促进“中国之治”，鲜活案例丰富学科建设

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制度建设确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学者普遍认为，现代化的关键是制度，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过去七十多年尤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并行的“中国之治”。有研究指出，这种成功主要源于制度建设内生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为始终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制度效能的整合转化，兼顾制度的整体性与层次性、激发社会主体的能动创新，以及在社会主义政治基本原则下保持开放、根据实践发展持续进行制度调适。

在政治制度建设领域，民主制度尤受关注。有研究将中国民众对民主的理解划分为参与观、权利观、协商观和绩效观四大维度，其中参与观和权利观的认知比例持续攀升，显示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活跃度与权利诉求不断增强。与此相呼应,“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价值与制度形态的统一：微观层面注重公民权利的程序规定与实质保障，中观层面围绕政治制度体系的科学构建与有效运转，宏观层面则面向新型政治文明价值的整合。在实践层面，“群众路线”被学者视为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重要信息机制，兼具社会动员和政治沟通双重功能，也为民意整合与共识回应提供了有效渠道。“共同缔造”“北京经验”“枫桥经验”等基层治理范例则丰富了这套制度的内涵。如“共同缔造”借“五共”工作法（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将“共同性”融入日常生活实践；北京等地的“接诉即办”改革，则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的敏捷治理，借助政社协同推动共治共享共建。这些制度创新不仅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也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鲜活素材。

“超级选举年”再析选举政治，数字能力进入研究视野

政党在国家建构、选举竞争和社会动员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由此使得政党和政党制度引起学界进一步关注。一系列研究表明：政党在国内外政治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成为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核心组织者和实践者。这在亚非地区表现尤为显著，显示出全球南方的政党形态与传统西方的多党竞争模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伴随数字化浪潮的涌现，数字化政党兴起：议题算法化让政党能够更精准地对接选民需求；平台化参与促使政党由封闭式党员组织逻辑向开放式“用户服务”逻辑转变；竞争社交化则令政党竞争从相对统一的“举党竞争”走向分散化的“网红竞争”，个人形象与网络影响力变得更为重要。这些变化不仅提高了政党数字化能力的要求，也在政治过程与公共舆论互动中产生新的治理与风险挑战。

2024年被称为“超级选举年”，学界也围绕选举政治展开了研究：在中国大陆，研究显示，性别对人大代表投票选择、脱贫攻坚对基层选举投票率有显著影响；在欧洲，传统政党与新兴政党之间此消彼长，加之政党—社会对齐模式的重构，给欧洲议会选举格局带来动荡；在拉美和非洲，不同政党的崛起与衰退、社会联盟和政治对抗持续发酵；在美国，生成式AI的推广导致选举活动出现信息自动生成、动员群体目标微观化、政治选择的分化和价值极化以及过程治理有机化的新特征，对代议制与美式民主产生强烈冲击。

地缘政治重回聚光灯下，全球价值链冲击受关注

近年来，国际政治的主旋律从全球合作转向大国竞争，国际安全和地缘政治重回聚光灯下，同盟、经济与网络因素相交织、“泛安全化”明显。学者指出，美国对华遏制加剧，其盟友态度可能从“对冲”转为“选边”，但因各国实力与内政的差异会影响其对待风险的态度和承受能力，不同国家转向幅度存在差异。大国竞争对全球价值链冲击同样受到关注。研究显示，短期内全球价值链具备较强韧性，但若地缘政治对立持续，产业布局或将作出深度调整；一些超级企业面临经济要素“武器化”所致的选边困境。数字空间也成为新的大国博弈场域，学者指出美国凭借技术与规则试图维持单极地位，导致数字地缘政治竞争出现失序苗头。

在全球竞争愈演愈烈的态势下，南方国家日益崛起，团结、自主和抵制外部干涉的呼声不断高涨。研究显示，他们在国际传播中努力破除西方中心论，构建多元化的“南方话语”。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些国家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帮助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与制度性权力。尽管美西方试图通过区隔中国与南方国家、扶持印度争夺南方领导权、拉拢特定国家等方式削弱中国影响，但“全球南方”崛起的势头仍在持续。学者呼吁，中国需要从“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的安全理念，将开放与共赢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核心思路，并与外部世界保持良性互动，从而在国际与国内安全治理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更具包容性的路径。

(作者刘颜俊、郭凤林分别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伦理学篇

围绕“使命与担当”的伦理要求，建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2024年伦理学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伦理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进行了阐释与分析。有学者主张，伦理学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伦理道德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和基础理论，初步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有学者指出，重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源自人们过一种整体性意义上好生活的动机。现代生产、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历史逻辑决定了建构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而建构的可能性依赖于我们能否运用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完善一种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原则、方法、概念和话语。还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语境。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均衡协调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这是中国独特伦理智慧的集中体现。还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特有的价值理念和行动逻辑，认为责任担当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础理念，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恰恰体现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围绕一种“使命与担当”的伦理要求展开。

深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开创新伦理学范式

建构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借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大大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进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置了伦理学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开创了一种非道德主义的全新伦理学范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与合法性，源自于其科学的理论基础以及奠基于此的独特价值观照、思维方式和阶级立场。有学者从本质主义的思路来阐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内在规定了其道德观的规范性基础。尽管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在描述性立场上与科学本质主义的经验方法具有亲缘性，但从本体论维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性上看，马克思的道德观在规范性立场上更应被看作是追寻个人与他人良好关系状态，探求良善社会制度，面向人类未来的一种关系本质主义立场。还有学者将马克思的正义观解释成为一种以人的自我实现为进路的正义观，而基于马克思正义观的视角，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保证，每个人能够在富有成就感的劳动中过上美好的生活，并拥有一个丰满的人生。

伦理学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伦理文明创新是题中之义

当代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我们在伦理学的视角中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有学者指出，中华伦理文明创新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基础和题中之义。以和谐共生、万物一体、大道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特质的当代中华伦理文化，是具有伦理文明意义的理论创新，其对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至关重要。还有学者认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主要是一种道德要求，其要义是要求我们自觉热爱中华文化，自觉敬畏中华文化，自觉践行中华文化蕴含的正确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对中华文化形成正确的道德态度。有学者从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继承发展角度出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呈现从“多元多样多变”到二元聚集，再到核心价值观引领，进而实现文化共识生成，并最终达到文化基因认同的从“多”向“一”积累集聚的精神史轨迹。而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伦理道德发展历史进程和文化脉络。

科技伦理愈发突显，价值对齐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伦理及其相关的问题愈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针对人工智能的道德主体地位问题，有学者基于一种道德社会中关于道德实体的结构伦理来反思人工智能的道德主体地位。按照结构伦理的思路，不同于拥有主体性的人类，人工智能要确保道德主体地位，需要具备价值负载性、行动自主性和责任自负性。此外，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问题是时下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价值对齐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也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者既需要从伦理上论证价值对齐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也要充分考虑技术上实现人工智能对齐的现实性。一种价值对齐往往意味着需要打通人工智能价值研究中的道德规范和人工智能设计的技术标准之间的逻辑鸿沟。此外，针对另一些颇具争议的日常伦理问题，学者们也从各自角度展开论述。就老龄化带来的伦理挑战而言，有学者主张，应从关怀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维护人类尊严的老龄关怀方案；而一种老龄文明的结构转型意味着，我们不应当从道德上将老龄化视为人口结构的负面事实，而是要努力推动建构和谐正义的社会来为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制度上的准备。在脑机接口的道德责任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主动式的脑机接口介导的“人工行动”正在挑战我们对于人类行动本质的理解，也带来了归责上的新困境。我们迫切需要对道德责任进行层级划分，来为脑机接口介导行为中的道德责任提供合适的分析框架。

（作者林建武、景小强分别为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本版供图：天一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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