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堂三帖中，《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为摹本，只有《伯远帖》为学界公认的真迹。乾隆《三希堂记》说：“彼三人者，同族同时，为江左风流冠冕，今其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苍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逾此。”其中“三人”指王羲之、王献之和王珣。王羲之为东晋政治家、书法家王导之从子，王珣为王导之孙，王羲之与王珣为叔侄。因此，想要一窥东晋士族的书法面貌和风流神韵，《伯远帖》是极佳的入口。

乾隆丙寅(1746)春月，35岁的皇帝弘历获王珣《伯远帖》，欣喜莫名，“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并陆续题曰“江左风华”；“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等，又绘枯枝文石图，并跋：“王珣帖与其昌跋皆可宝玩，即装池侧理亦光润堪爱，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伯远帖》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引得乾隆皇帝一题再题，又绘图以配之呢？深入此帖，细味其书其文其韵，或可知究竟。

《伯远帖》其书

《伯远帖》为纸本，纵25.1cm，横17.2cm，5行，共47字，其大小尚不及A4纸，然而就是这样一幅小小的书札中，蕴藏着魏晋人温润雍容的神韵，让1600多年后的我们临纸兴叹，感动莫名。

通观此帖，一种“潇洒古淡”的气息扑面而来。全帖五行，每行九或十字，首尾齐平，行间排列均匀，行内字间疏密适宜，一任自然。其中首行“珣顿首顿首”数字，二行“从”字，三行“获”字，五行“隔”“峤”二字，下笔较厚重，使得帖中呈现出轻重有致的排布形态，更增添了随宜落墨的潇洒感。这种不事雕琢的松透排列，正是魏晋人书写的常态，在王羲之《姨母帖》《平安帖》等书帖中亦可见之。不过《伯远帖》在字间距离的处理上更见古淡，造就了一种似断还连的行气，每个字因此获得了更为特立的呼吸空间，模糊了与行间距离的对比，于是通篇浑然一体，散而又整，满而又透，有一种自由的秩序感。

细观其中字的结体、用笔，也透出一种与章法一致的萧散来。从结体上看，此帖最大的特色在于字内疏与密的交替变奏。或左密而右疏，如“珣”“期”“始”等字；或左疏而右密，如“顿”“获”“隔”等字；或中间密而四边疏，如“远”“宝”“意”等字；或部件密而组合疏，如“胜”“昨”“岭”等字；又有“群”“申”等字由主笔伸长造成的上下疏朗，“志”“永”等字由笔画分散造成的整字散开，等等。这种疏与密的变奏，在整体微向右上倾斜的字势中，形成一种错落的动感，如群鹤游天，又似静水当风，在动与静的和谐中，包藏着无尽的韵致。从字的大形上看，帖中字大多呈方形，透出一种稳重雍容的气质，偶有“群”“宝”等部件上下排布的字，呈长方形，带来一丝活泼的气息。从用笔上看，此帖有三处颇可注意：一是中锋、侧锋交替运用，如一行“远”字，走之旁先用侧锋写出粗细对比强烈的弧线，再用中锋拖出平捺，既优美又平正；“袁”部的横、竖、撇、点则中锋、侧锋交替，有玉树临风之态。二是圆转、方折随宜施用，如“从”字右部，六折之间，笔画都呈优美弧形，共同造就一种俊雅的风貌。三是弱化起、收笔的动作，强化行笔的过程。这是此帖用笔最为显著的特色，也是魏晋笔法的典型代表。如“申”“别”二字之长竖、“不”字之上横，笔锋顺势入纸，自然带出笔肚的力量，再提笔出纸，将字的笔力分散扩展于线条的中段，似蜻蜓掠水般轻巧。

《伯远帖》在宋代及以后颇为人所重，《宣和书谱》《画禅室随笔》《书画记》《平生壮观》《石渠宝笈·初编》《古书画过眼要录》等均有著录。此帖至乾隆时入内府，乾隆皇帝钟情于魏晋风神，将书斋以“三希”命名，又于乾隆十二年（1747），将“三希”与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真迹，摹勒上石，刻为《三希堂法帖》。于是，此刻本便是我们今天所见《伯远帖》版本中十分重要的一种。不过三希堂本《伯远帖》改变了原帖的章法，分原帖五行为六行，打破了原帖的雍容排布；又将原帖中虚行圆转的笔画刻得实在不少，如“游”字之平捺刻出了明显的捺脚，削弱了原帖的萧散气息；比原帖在神韵上相差甚远，亦逊于明《馀清斋法帖》刻本。乾隆皇帝的钟情不仅在于刻帖，还在于临帖，他曾于乾隆十二年精心临习三帖，不过其中所临《快雪时晴帖》笔力过瘦，所临《中秋帖》章法过散，惟所临《伯远帖》于气息上与原帖略近，可以一观。

《伯远帖》其文

古人书札的妙处在书法，亦在文章。晋文书札向来号为难读，钱锺书先生论王羲之《杂帖》说：“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此等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当时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读之，却常苦思而尚未通。”启功先生论晋人书信也说：“晋人书札多难句读。”所幸《伯远帖》为行书真迹，没有钩摹刻拓的残损，也少有难以辨识的文字。所以，各家在文字释读上差异较小。启功先生将其内容释读为：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其中，在“宝”和“畴”二字之后加注说“此字潦草”。“畴”字各家无疑义，惟“宝”字，程建新在《再读〈伯远帖〉》一文中释为“实”字。从构形上看，“宝”字“从宀从王从贝”，“缶”标音；“实”字“从宀从贯”，二字形态的区别在“王缶”和“毌”的写法上。将该字放大，可知中部左侧为“王”的形态，如果释读为“实”，按照草书的写法，那么中间左边部分上面两笔便是点画，将其当作点画显得虚浮，与全帖整体用笔的老到不相符。所以，将其释为“宝”字更合适。

另一处有争议的地方是“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的断句问题。争议主要集中在是从“胜业”后断开还是从“情期”后断开。从“胜业”后断者如程建新，主张将“胜业”理解为“美好的事业”；从“情期”后断者如赵志清，主张将“胜业情期”理解为“事业成功与深情高谊”。“情期”一词，《梁书·何点传》中有“昔在布衣，情期早著”句，《魏书·宗钦传》中有“爱敬既深，情期往返，思迟德意，以祛鄙吝”句，《南史·王昙首传》中有“况卿与我情期异常”句，其中“情期”都作情谊讲，此处亦当作情谊来理解。“胜业”一词，《论语义疏》中有“灵公不慕胜业，唯知问于军陈之事”句，《高僧传》中有“参怀胜业者,日月弥朗”句，泛指成功的事业，此处亦然。所以“胜业”与“情期”相应，是指事业和情谊两个方面，与下文的“群从之宝”相连，文理就十分顺畅了。而且“伯远”为名，自“胜业情期”始，四字一句，文意相属，气韵相接。将“情期”断在下一句，则有破句之嫌。

赵志清在《也论王珣〈伯远帖〉》一文中，对此帖字词的解释较为切当，其译文曰：“珣顿首顿首。伯远足下，您的事业成功与深情高谊，都可作为兄弟们的榜样。我因患痼疾，无意仕宦，而是志在悠游山林。最近却被外任为豫章太守，不能遂我所愿了。回想离别如同昨日一样，却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你我远隔五岭，却不能轻易相见了。”董邦达曾受乾隆皇帝之命绘《林下萧散之致》图，图中壁立千仞、清波无垠，一老翁背河而立，扭头望向远处的水面，若有所思。图后董邦达题记曰：“谨按札中有‘志在优游’及‘远隔岭峤’语，辄仿佛情景，作林下萧散之致。”赏帖之余，观董氏画，帖中人物心思、境况便如在目前。

《伯远帖》其韵

魏晋书法尚韵，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不过在实际的赏读中，这种“韵”的构成不仅仅是来自于书法本身，而是源自书法、文辞、情感等共同构成的“韵”的场域。就《伯远帖》来说，其中有疏淡的书法之韵、古质的文辞之韵，还有婉转的情感之韵。

《伯远帖》之书法，无论是章法还是结体、用笔，都透出一种疏淡的气息。这种气息并非来自刻意的营造，而是出于不经意的行笔之间，如“申”字的长竖，起笔高昂，切削而下，至铺毫下坠，变化于无形之中。而这种疏淡的气息并非来自旁人的阐释，而是直接呈现于原帖之中；在少数几个字的浓重中，其余字的疏透气息自然托出；在部分部件的密结中，其余部件的疏朗造型显而易见；在笔画中段的结实中，首尾用笔的疏露形态显现无遗。于是，《伯远帖》书法的韵致便如“淡烟疏雨落花天”的景致，直直地扑入观者的眼睛，毫不吝啬地展露自身。

《伯远帖》之文辞，四字一句，恰似从《诗经》中飞来，没有三言的铿锵，也没有五七言的缠绵，而是悠游地叙说，不疾不徐。但其文辞又不像《诗经》那样押韵，而是在音节的顿挫中，造就一种质朴的韵律感。其中以“珣顿首顿首”起始，带着一种谦恭的疏离，“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两句似乎在客观地陈述，继而从伯远说到自己，情绪才逐渐流露出来，然而此时信的内容似乎已过半，于是全帖文辞都带着一种简古的克制情绪，造出无尽的意味来。

《伯远帖》之情感，则藏在信札人称转换、时空交错的字里行间。王珣和伯远的关系，有从叔侄和从兄弟两说，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目前难以有确切的结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封书札的欣赏。从内容和书帖的面貌看，这应该是一封保存不全的书信，但现存的短短47字中，有对对方的赞赏、有对自况的无奈、有回忆往事的慨叹、有不能相见的惋惜，情事杂出，又彼此熔融，笔调悠游，又峰回路转，非有老道的笔力，不能为之。

魏晋书帖，在书法、文辞上虽然总体趋于古雅，但仍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不过其中往往蕴藏深情，而这情感的表达方式又几乎都婉转如斯。大名鼎鼎的《兰亭序》虽然书法、文辞与《伯远帖》不同，但其中不断复现的人生之叹，正与《伯远帖》婉转的表达方式相类。

从一封小小的书札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读其书、文或可暂得其中神韵，助长精神。董其昌跋此帖曰：“晋人真迹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而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尤难觏耶！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在历史的风烟中，幸而《伯远帖》又流传至今，见与被见，都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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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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