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写《杨慎出生地考辨》，又去崇文门内的晓顺胡同访古凭吊了一番。眼前这条长不过四十米，仅存三四所残破院落的背街小巷，实在不复当年杨升庵生活时代之境况。而与此毗邻的船板胡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情此景，也就不难理解庄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的感慨了。

制图 耿争

在清代光绪年间朱一新所编《京师坊巷志稿》上，东城地界上一南一北并存着两条船板胡同。1944年日本人多田贞一出版的《北京地名志》收录胡同多达3300余条，船板胡同即在其列，且为两条。照书中的说法：“船板的地名大概是运河大通行时代的东西，仅从文字上不是也可以看出它是船板工厂吗？”这个说法或许适合南边船板胡同的历史，但北边船板胡同则无法解释。

查阅史料得知,南北船板胡同皆形成于明中期，随后的几百年间都默默无闻，隐而不彰。直到清朝末年，这两条胡同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巧合的是，当时围绕“推翻帝制”与“保皇立宪”而形成的革命党与保皇党之间对峙局面，竟然在这两条同名胡同之间上演：“南船板”里住着追求革命的文人志士，“北船板”住着的皇亲国戚居多。

冯玉祥安家“南船板”

“南船板”，即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早期，它西起崇文门内大街，一路偏向东南直通沟沿头南口（今北京火车站站台一带）。其间，自西向东分别与北侧的南八宝、镇江、丁香等胡同相连通；南侧接后沟胡同，通往崇内南城根（今北京站西街）。

船板胡同西口

这条胡同的前身是通惠河的一部分。明成祖迁都北京，都城南垣外拓迫使运河改道。“京师之巽隅，惟水潴焉，是曰泡子河，即元人所开通恵河也。”流经于此的泡子河西段，由于水源匮乏，河道渐窄，两岸居者日增，至明中期胡同遂成。明嘉靖张爵所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船板胡同的地名就已存在。

随着清末西风渐进，与东交民巷使馆区仅一街之隔的“南船板”一带不仅兴建了北京美以美会亚斯立教堂，设立了同仁医院等现代西式医院，还开办了“男汇文”“女慕贞”等一批著名教会学校，更是聚集了一些从事革命事业或支持革命的知名人士。在这一带的居民中，最著名的当属把清逊帝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冯玉祥。

冯玉祥于民国初年驻军北京时，受友人引领，常到位于后沟胡同的亚斯立堂听讲，从此开始研读《圣经》，不久即于亚斯立堂领洗。1923年冯玉祥的妻子病故。翌年，经人介绍续娶了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女士，他把家也就近安在了船板胡同，当年的老门牌为21、22号。

冯氏船板胡同的宅院，早在1933年11月29日冯玉祥所立的遗嘱中作出明确的安排：“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归本地，加个学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给大嫂子可也。济宁之七十亩左右如何？就归游家一些小孩子们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亩如何？就归洪志看着不动可也。其余没有多少，就都归德全办理了。”

船板胡同内的建筑

遵照这份遗嘱，船板胡同的房子最终送给其兄冯基道。如今，冯氏老宅早已消失，代替它的是一栋四层的灰色简易楼。

林语堂离京前的最后住所

与冯氏老宅同样命运的，还有被称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学巨匠林语堂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这里的住所。

林语堂是福建龙溪（现为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他受家庭熏陶，自小便信奉基督教。他一生中两度在北京生活。第一次是1916年至1919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三年。第二次是1923年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英文系主任、教授。1926年又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即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中刘和珍的母校。1926年5月离京赴厦门大学任教。

林语堂与家人

在林语堂次女林太乙以及其他众多研究学者所著多部《林语堂传》和《年谱》等人物史料中，均依照《林语堂自传》所记，提及林语堂1923年9月到京供职北大，家就设在东城船板胡同的一座院子里。

近日，笔者读《钱玄同日记》，发现一些新的线索。据钱氏1923年9月3日的日记记载：“上午得林玉堂电话，知他已携眷来京，寓官场胡同四十号，约我今日去吃晚饭。”同年12月14日，钱氏的日记写道：“午后四时半至林玉堂家，他今日请适之夫妇吃饭，约我们作陪也。同席者为——适之、冬秀、杨袁昌英、陈渊泉、顾孟余、张鑫海、孙公、陈西滢、主人夫妇：林玉堂、廖翠凤及我也。”

从中大体可以得到两条信息：一，林语堂到京时间大致在1923年9月1日或2日；二，他到京后先是居住在官场胡同四十号。

官场胡同是东单二条与三条之间一条不算太长、东西走向的小巷，明清时称灌肠胡同，民国后改称此名，亦称南官场，与灯市口西街南侧的北官场以是区分。现已建起东方广场。

林语堂发表于1924年12月1日《语丝》第三期上的《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前几天因为看了半天书，到傍晚的时候觉得疲倦，出来在街上闲步，那时天色正好，凉风徐来，越走越有趣，由是乎直走过东单牌楼，而东交民巷东口，而哈德门外……”从林氏行走轨迹上判断，此时林家似乎仍旧住在官场胡同。至于何时搬到船板胡同居住，尚待进一步考证。

在北京生活期间，除在大学任教，他还参与到以鲁迅、周作人为中坚的“语丝社”的活动中，并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这段时光，对林语堂来说大抵是惬意的。他谙熟周围的一切，以至于在其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中，书中人物之一、富商牛怀瑜的家就是在苏州胡同。苏州胡同距“南船板”极近，仅需穿过三百米长的南八宝胡同就到了。

林语堂虽走过世界上许多城市，却对北京有着情有独钟的偏爱。这一点同样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京华烟云》这部小说里：

“从北京，木兰学到了容忍宽大，学到了亲切和蔼，学到了温文尔雅，就像我们童年时在故乡生活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她是在黄琉璃瓦宫殿与紫绿琉璃瓦寺院的光彩气氛中长大的。她是在宽广的林阴路，长曲的胡同，繁华的街道，宁静如田园的地方长大的。”

当然，因为时局的原因，他在北京没有生活太久。因“三·一八惨案”被通缉，他被迫举家逃离北京。相关经历在《林语堂自传》里有着详细介绍，奉军张作霖占领北京之后，镇压进步人士，杀害了邵飘萍和林白水。当时军阀列出的批评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单上，共有五十多人，其中就有李大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藏身于东交民巷的法国大使馆。林语堂对此也有防备，“我家在东城船板胡同。当时我也预先做了准备，必要时跳墙逃走。我做好一个绳梯子，紧急时可以拉入阁楼。我后来以为不够安全，于是去藏在林可胜大夫家。那时我有两个孩子，小的才三个月大。在林大夫家藏了三个星期，我决定回厦门去。由于朋友联系，我和鲁迅，沈兼士，还有北京大学几个很杰出的人物，和厦门大学签订了聘约，我们前去教书。”

这一次离别无疑是彻底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没有人能够说出林语堂在船板胡同居所的准确位置，更不用说其居所的现状了。

“北船板”里住着满清贵胄

现如今，即便是老北京人，知晓“北船板”的亦恐为数不多了。它位于东城区东四十四条的西半段，地近北新桥，明时属南居贤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这一带被称作“新太仓南门”。当年，为确保都城各种物资的贮存和供应，元代统治者在大都内外建有大量仓库，也包括位于朝内小街、今陆军总医院一带的皇家御用之“太仓”。据《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年（1445年）五月甲戌朔，以在京居贤、崇教二坊草厂筑仓收粮。”其中，南居贤坊所建是为“新太仓”。新太仓南门因所处位置而得名。入清后此地属正白旗，“新太仓”渐废，随即变为民居。也不知于何时落下个甚是粗鄙的名字——王寡妇胡同，且被正儿八经的标注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上。

清代道光年间，有多位皇亲国戚开始安家于此。或许是这粗鄙且沾些晦气的胡同名太过不合时宜，故而胡同的东段被称作五显庙，西段则改叫船板胡同，实在找不出这里与运河、船厂有过何种关联，但起码听起来顺耳许多。1965年整顿地名时东西两段并称东四十四条。如此看来，“船板”的地名前后维持了不过百余年光景。

说句题外话，一些谈及老北京胡同的文章，均把王寡妇胡同与《乾隆京城全图》上标注的另外一条更广为人知的街巷——前门外煤市街西侧的王寡妇斜街混为一谈。王寡妇斜街在《京师坊巷志稿》里称作王广福斜街，今名棕树斜街。两者名称各有传承，还是分清为好。

如果说清末民初的“南船板”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革命与现代气息。那么，同期的“北船板”，用暮气沉沉四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这沉沉暮气之中还夹杂着几分“终已不得舒愤懑”之不甘。

何出此论？可以从清末民初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的一段文字说起：“十三巷之北曰船板胡同，有一大宅，房约二百间，本道光末年大学士兼四川总督宝兴之第。后售与奉天东边道奭（音shì）良。不十年，良献于荣文忠公。以荣故居被焚且掠也。荣复以赠肃王，或云售之。今其后人仍居之。”

清末地图中东直门一带的船板胡同及新肃

“北船板”的这所大宅位于胡同中段路北处。道光时为宝兴所有，数十年后售予奭良。不到十年，奭良又把宅子给了荣文忠公，即荣禄。荣禄在菊儿胡同的祖宅，毁于1900年庚子事变。由此推断，奭良得到这所大宅的时间不会早于1890年。荣禄居住后，没过多久，1902年又成为肃亲王善耆的新府，也就是新肃王府（旧肃王府原位于东交民巷，也在庚子事变中被毁）。

八旗显贵守不住的祖业

已知最早在“北船板”居住的八旗显贵，当属清太祖努尔哈赤三伯祖索长阿的后裔、觉罗宝兴。其人《清史稿》有传，嘉庆道光年间宦海沉浮几十载，人生最后几年仕途达到顶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留四川总督任。道光二十六年入觐，命留京管理刑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加太保。十月，卒，年七十二，谥文庄。宝兴的一生可谓恩宠有加。

“北船板”的宅第是继承祖业还是宝兴始建，现已不得而知。除此处宅第之外，宝兴还在今北京动物园西北部拥有过一座私家园林，名曰：可园。关于可园，崇彝也有记载：“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当年亦宝文庄之别业，名曰可园。旁有庙，曰紫竹林，盖奉观音大士之祠。其中亦有园亭点缀，宝氏家庙。今试验场并两处圈入，故尤广。当年故址，一无存者，惜哉。”

清末文学家李慈铭不止一次置身可园，《越缦堂日记》里至少记载过三次，颇可一读。其中也记录了可园的变迁。他首次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初到此一游，“罢酒，更游可园，都中呼‘三贝子花园’，相传为诚隐亲王赐邸，道光间尝归宝文庄相国，今为卖花人居矣。”

可园的前身据传为康熙帝赐其皇三子允祉的园林——“邻善园”。从宗室永忠《邻善园图记》一文可知，乾隆四十二年此园被允祉之孙永珊送给外甥明义。明义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修葺，并更名为“环溪别墅”。或许此园随后被明义送给叔父傅恒的三子、贝子福康安，故又有了“三贝子花园”之称。

道光年间，宝兴得到此园，改称“可园”。宝兴去世不久，可园便已近荒废，待李慈铭去游玩时，已沦为“卖花人居矣”。宝兴在“北船板”的宅第也没能守住，在宝兴去世后四十余载，被其后人售予了奭良。而奭良居住不到十年，又“献”给了荣禄。

奭良，字召南，满洲镶红旗，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早年颇负诗文，有“八旗才子”之称。然屡试不举。后入荣禄幕府，颇受赏识与提携。

后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间，奭良被人参劾。清代于荫霖《于中丞奏议》卷六中收录有《请将道员奭良归部铨选》，记载了奭良被参的原因：“兹查有二品顶戴湖北荆宜施道奭良，前在奉天巧于营谋，历任州县，东边道历时最久，贪名最著，至今人言不息……”

其实，如果以“贪名最著”论之，多少有些冤枉他了。与他的老师荣禄相比，奭良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作为慈禧太后长期倚重的晚清重臣，荣禄庚子前后充任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位极人臣，一时风光无二。然而，他在菊儿胡同的祖宅，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被日军焚掠一空。堂堂的荣中堂，变得无家可归。这也许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奭良被参劾降调之后，急忙上演一出“献宅”大戏了。

荣禄知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深谙此道。奭良送宅后，“效果”立竿见影。“翌年，迎銮于郑州，以荣禄之力，开复降调处分，以道员分发江苏，遇缺即补。”

值得一提的是，荣禄的贪婪世人皆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1902年9月30日），荣禄之幼女瓜尔佳氏正式成为醇亲王载沣福晋，三年半之后，生下了后来的末代皇帝：溥仪。据当代历史学家张海荣《政治联姻的背后：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一文介绍：荣禄向有贪财之名，早自戊戌年在军机大臣任上时，其拜门费就增至千金（按：同期，拜大学士麟书为师仅需百金）；辛丑回銮之后，其拜门费更是高达万金。

当年，《京津时报》谓：“荣禄此次嫁女，赔送奁物约值三十二万金”，“所收之添箱礼物，值洋三百万元”。

民国时期，奭良应清史馆总裁赵尔巽聘，参与修订《清史稿》。奭良熟悉清史掌故，著有《野棠轩文集》《史亭识小录》等，倒也算人尽其才。

新旧肃王府的命运

与第一位肃亲王、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叱咤风云相比，身后数位肃亲王虽贵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也参与一些宗族管理事务，但大多远离政治中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爵显而权轻，鲜有政声。

作为第十位肃亲王的善耆，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袭爵时年仅三十三岁，只是亲王府里的二品顶戴正红旗护军统领，远未引起当政者的重视。与年长其三十岁、炙手可热的大学士荣禄似无太多交集。既然荣氏以贪著称，奭良所“献”已为囊中之物，又何以舍得复赠肃亲王呢？

肃亲王善耆（1866-1922），根据图中善耆的年龄样貌，推测应在新府拍摄。

规制宏大、奢华无比的旧肃亲王府，原本位于御河东岸的东交民巷，传到善耆手中时，已有二百五十余年历史。因紧邻东交民巷诸国使馆，庚子事变中成为攻守双方争夺的主战场之一。最终，旧肃王府化为一片废墟，仅剩下断壁残垣。

另据曾任美以美会汇文书院教习的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所记，1900年6月24日，“王爷、太福晋、福晋自后门出矣。”这应该也是善耆逃离肃亲王府的准确时间。

善耆携家人逃出肃亲王府，至皇城中避难。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翌日凌晨，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至西安，史称“两宫西狩”。善耆得知相关情况后，撇开家人，独自一人追赶慈禧太后“西逃”的队伍。

正是由于随扈途中表现出一片忠心，善耆很快得到两宫认可，渐被委以重任。9月4日命其御前行走；11日行至太原，命其回京察夷情；30日又被任命为宗人府右宗正。善耆的仕途大有起色。

善耆从太原返京后，未敢贸然入城，而是躲在门头沟陇驾庄的祖上园寝里静观其变。这期间，善耆在瑞成山麓以北修建一亭。他取杜甫诗句，将该亭命名为“偶遂亭”。从此自号“偶遂亭主”。偶遂亭的基石上至今留有善耆当年所作铭文。

1900年12月6日，善耆被委以崇文门正监督之职。这可是清代最著名的肥缺之一。想当初和珅就是靠着这个职位搜刮无数财富，终成为一代巨蠹。所以，关于这一任命，川岛浪速在《肃亲王》一书中认为：“两宫甚感怜悯，遂令肃亲王居此官，封职一、二年，多少补偿其于变乱时之所失，是为厚意。”

位于东交民巷的旧肃王府，在庚子事变中被毁。

当年入城后的善耆，在遂安伯胡同租房住了下来。清宗室毓盈《述德笔记》卷二记述，“初肃邸之返自山西也，寓遂安伯胡同奎宅，赁屋以居。”

到崇文门正监督的任上后，善耆整顿税务，大见成效，政声日隆，愈发受到两宫垂青。“光绪二十八年夏四月壬寅，著派肃亲王善耆督修街道工程，并管理巡捕事务。同日，以肃亲王善耆为步军统领。癸丑，以肃亲王善耆为御前大臣。”（《清实录光绪朝实录》）要知道，有清一代，同时身兼崇文门正监督、步军统领以及御前大臣职位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善耆，另一位是和珅。毫无疑问，善耆是晚清政坛正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依笔者判断，荣禄“赠”宅，应发生在此时，即1902年。

深谙为官之道的政坛不倒翁荣禄岂会错过结交新贵的大好时机？荣中堂将“北船板”的宅第做顺水人情赠与善耆，来个锦上添花，完全符合荣氏处世哲学。

四年后的一天，一个女婴降生在这座新王府内，她就是善耆的十四格格显圩，又名金碧辉，即后来的大汉奸川岛芳子。

善耆在新王府居住了不过十年便爆发了辛亥革命。坚决反对溥仪退位，反对共和的善耆与一干宗室组成宗社党。1912年2月，善耆在川岛浪速的协助下举家迁寓旅顺镇远町，临行口占一绝：“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善耆还在途中发下“无论生死，不履民国寸土”的毒誓，复辟之心昭然若揭。1922年2月27日，善耆抑郁而亡，终年五十六岁。废帝溥仪为褒奖这位族兄的忠诚，追赠谥号“忠”。

“北船板”的新肃王府后来经过比较大的拆改，如今已经很难寻觅到昔日的样貌了。有道是：幽幽小巷轶事多，一南一北尽蹉跎。看罢风云皆过眼，空余成败任评说。

（原标题：南北船板胡同风云）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李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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