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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档案馆馆员奚红英:为国守史,是最骄傲的事

北京日报   2020-09-17

岁月无声,落笔有痕。0.14毫米厚的一张纸上,记录着百年风雨,往事悠悠。历史的信笺,能平安地送到眼前,靠的是一双双巧手,安于寂寞,日复一日,呵护着一段段过往的时光。奚红英的手,就是那巧手中的一双。这位北京市档案馆的馆员,已将39年的光阴,倾注进每一页档案之中。

寂寞吗?奚红英摇摇头,在她看来,做历史的传薪人,为国守史,是最骄傲的事。

初见不易 余生不厌

39年,奚红英已是本市档案修复领域,从业时间最长的人。

对于档案,很多人都很好奇,可真的置身于市档案馆档案修裱工作间,也没什么稀奇——铁皮柜、纸墙,工作台上铺着绿底垫板,白线打格子,台子上放着鬃刷、排笔、软毛刷子、竹起子、喷壶、医用镊子、棉签……

“就这?修档案?怎么修?”


奚红英修复档案

耀眼的阳光透过窗洒进来,给奚红英的笑容打了一层柔光,她像是引荐老朋友一样,逐一介绍:“竹起子是下墙、分页用的,毛刷是除尘的……就是这些普通的工具,用好了,就能找回旧时光。”

这份平淡、从容,来自于39年的日积月累。其实,初见档案时,奚红英也曾从好奇的顶峰跌落……

“高中毕业找工作,听说档案馆招人,没想太多就去报名了。”跟档案打了一辈子交道,有一说一的奚红英,有时坦率得可爱,“就是想找个工作,压根不知道档案馆是干什么的。来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我还盘算着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找出自己的档案看一看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市档案馆像一位低调的学者,藏在建国门内贡院西街8号,只有大门外挂着的一块木牌子,标注着“身份”。全馆所有工作人员加在一起不超过30人。

伴着1981年的春风,市档案馆迎来了6位年轻人,奚红英是其中之一。

奚红英和同伴全都被分配到二处。“一处存放的是1949年以后的现行档案,二处存放的是1949年前的历史档案,都是‘老古董’,所以我们处也兼具了档案修复的工作。”奚红英回忆着,她万万没想到,学习修复档案的第一步,竟是“打扫卫生,搬档案”。

6位年轻人穿上统一发的蓝大褂儿,拿着抹布一猛子扎进库房。“主要就是擦档案架,铁、木结合的那种,特别结实。说是档案架,上面根本没有档案的影儿。”奚红英说。

打扫干净了,可算是见到了档案,不过只看到了盒,里面的档案什么样,还是没看到——奚红英他们开始给档案搬家,从1号楼的3层搬到2号楼4层。一卷卷的档案装在档案盒里,有两厘米至五厘米厚,奚红英一口气儿要搬一大摞,直到抵住下巴颏。那时候可没电梯,只能爬楼。

档案盒上写着案卷起止号,没有具体内容。“我特别好奇档案盒里的档案长什么样,可是谁也不敢打开,心里跟猫抓似的。”有时候干活累了,奚红英一屁股坐在地上休息会儿,手会不自觉地摩挲档案盒子,猜测着里面记录的故事。

可算搬完了家,大褂儿磨破了好几件。奚红英早就记不住搬了几天,搬了多少卷。

终于,市档案馆从中央档案馆请来一位专业老师,负责培训档案修复技术。可6个学生1个老师,只能“摇号”上课。很遗憾,奚红英没“中签”,但是可以蹭课。她依然很兴奋,因为终于可以看到真档案了。

“老师讲,两个真学生可以提问,可以实操。我只能在边上听,不能说话,只能看,更不能上手。”奚红英回忆着。

也许越是难见,就越是牵挂,越是珍惜。老师讲的,奚红英使劲儿往脑子里记,下班后或是工作休息间歇,她抓紧时间将记忆誊到笔记本上,一有空就默默温习,还抬起双手比划着,仿佛手中真的有一份档案。

也许是感动于奚红英的刻苦,“蹭课”大约1个月,她居然获得了上手修档案的机会。

“这是一份民国时期北平市自来水公司的档案,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它的样子。”奚红英说着,闭上了眼,“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份档案,虽然破损程度不严重,但我下手前也定了定神儿。”

“修档案的第一步,不是修,而是顺。”奚红英解释,每卷档案都有编号,要一页一页地核对,查看是否有漏编或重复编号,虽然是万分之一的错编概率,但是步骤不能省,贸然拆卷后再发现缺页了,历史的顺序就被打乱了,这可是大事儿。

39年,日复一日,一份份档案,在她和同事的巧手中,延续着生命,讲述着历史。这其中,有同治元年的《内阁奉旨》《那桐日记》、光绪三十三年改铸前的布告、毛泽东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设的批示、2008年都本基书写的奥运会参赛国国名档案……

回首往事,奚红英很是感慨,也许就是当初与档案的初见不易,才有了往后余生的不离不厌。

物来顺应 心常无为

百余年来,由于自然环境和保管条件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部分档案纸张发生虫蛀、霉变、酸度超标脆化等支离破碎的现象。

这些破损的档案,都会送到奚红英所在的部门,她经手修复的档案“病情”越来越复杂。

其实,简单与复杂,在奚红英的手中,并没太大分别,一件一件,不因简单而松懈,也不因复杂而慌乱……奚红英从没停下过手里的活儿。修复室里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她一位修复师。

一些“疑难杂症”,出现在奚红英的案台。

2010年的一天,一位“病患”来了,是个“大家伙”,只能搬到案台旁。这是一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作表格,属于机要涉密文件。当年,这张复印纸打印的表格,被工作人员平铺在写字台上,上面还压了一块玻璃板。时间久远,当这份珍贵档案接收进馆时,表格已经“长”在了台面上。

入档不能是一张桌子,只能是那张表格。揭裱的重任交给了奚红英。她当时也惊呆了,不敢轻易下手。整整一下午,她停下了手头所有的活儿,与写字台面面相觑,想找到点儿“情顺万物而无情”的状态。

纸张和台面交织融合,纸张纤维和油漆原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修档案和修复古画不同,修复古画必须全色,而档案则是一字一点不能添加、缺损,一旦揭裱时少了哪怕一个标点,后世看到的就是残缺的。”奚红英很慎重,揭裱有了点儿思路,就去找档案修复界的前辈请教,反复了几轮,最终决定把档案“洗”下来。

奚红英先用喷壶将清水均匀轻薄地喷到台面上,然后轻柔地盖上毛巾和塑料薄膜,敷上“锁水保湿面膜”。“这个周期大约持续了好几天,必须让纸吸饱水。”奚红英说,然后用超薄小工具,一点点地铲、剔,“活儿其实不难,难的是耐心、恒心。”

完成分离后,档案还需要做一次“全身祛角质”——奚红英在台灯下,用镊子把沾在档案上的油漆渣滓祛除干净。

完成了这一步,这份档案才可以进入常规“诊疗”,先托后裱。“托”,是在档案背面粘合上纸张或织物(托件)。“裱”即在托件上进行镶、覆、砑、装。奚红英说:“托是裱的基础,裱是对托件加固和修饰,以便于档案的保管、保护、利用,还可以增加艺术效果。”

如今,这件档案已经安住在市档案馆恒温恒湿的库房里,妥善保存。“入库时,片纸只字完好无损。”奚红英的声音里透着骄傲。

还有一次,一张属于北平市商会的拓片被请到了奚红英的操作台上,这张拓片的内容是清朝嘉庆年间的行业会馆碑记。“当时已糟朽破烂无法借阅,需要修复后方可利用。”奚红英说,拓片用的是最普通的手工宣纸,拓印时要用墨沙包锤打,本身“身子骨”就很脆弱了。

“从外观看损毁不算严重,但纸张很薄且褶皱如团,打算先喷水展平、接粘后加固即可。”这是奚红英和同事们的“初诊”意见。可生活偏偏喜欢出现“意外”——奚红英他们操作时先用一角试了一下。结果喷上水就傻眼了。拓片遇水后形成了泥浆状的纸泥,压根儿不给机会展开。

“好在我的‘惊’验比较足。”奚红英开着玩笑,这份“从容”来自一次又一次地谨慎尝试。解决难题的还是“水洗法”。“这次用的是大水,靠浮力把拓片拖起来,然后展开,把皱褶抚平,拼对好撕裂的地方,最后再把水吸走。”虽是寥寥数语,但可见修复之难。

“镇馆之宝”,奚红英也修过,比如“毛泽东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设的批示”。

初见这份档案,奚红英在笔记中记道:“糟朽程度不严重,有皱褶、小裂口和一些孔洞,需要展平修补。”

修复档案,不是为了修复一新,“这是档案,不是艺术品,那上面有当年使用的痕迹,修复时要尽量‘最小干预’,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汁原味。”奚红英说。

除尘、补洞……每一个环节,奚红英都小心翼翼。看着毛主席的字,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样子,“就觉得自己好像正在走进历史,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修补档案,就如同逆水行舟,有时,也能参悟到人生的道理。“霉菌是活的,必须立即用酒精仔细处理,否则就会蔓延下去。跟做人一样,出了小错得赶紧改”“最害怕的是补洞,到现在了看到小洞也会心里一抖”“有一种虫子就叫书虱,专门吃书页的”……奚红英说:“这就是修档案,物来顺应就可以,但容不得走捷径抄小道。”

每次相遇 皆如初见

2019年6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新馆在南磨房路31号挂牌启用,馆里又来了一批“新同事”——档案防磁设备、消毒设备、冷冻灭菌设备、风淋室、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档案库房也全部采用机电一体化的组合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

就如同当年老师接纳奚红英一样,她也热情地拥抱“新同事”。

“新同事”来了,办公室的环境变了。以前奚红英的办公室就是修复室,办公桌就是修复台,用于干燥档案的“纸墙”就是办公室里的铁皮柜子……“现在,这些统统都在修裱工作间,我的办公室就是办公室。”奚红英开心地说。

“新同事”的本事,奚红英都熟悉。“民国时期的档案年头长了,纸张容易发黄变脆,‘脱酸机’可以采用氧化镁悬浮液去酸,延长档案寿命。”奚红英说着,指着操作台上一排排整齐的小孔洞,“这位是‘专业除尘师’,原理有点像家用吸尘器,利用负压的原理,把档案上的灰尘都抽吸到垃圾桶里。”

“操作也方便。”奚红英边说边演示——两只手伸到封闭的空间里,“菌团、尘土都不用暴露在外边了,环境整洁了,我们的健康也更有保证了。”

“不过,”奚红英话锋一转,拿起一支小毛刷,“遇到档案糟朽严重的,还得靠这个手工除尘。因为纸张纤维已经断裂,贸然吸尘会加重损毁。”

还有一位新“同事”——纸浆补洞设备,市档案馆对它的期盼已差不多快30年。

奚红英说,档案修补不能补字,但补洞讲究天衣无缝。先选择与档案原件纸质、纤维、颜色相近的纸张,然后打成纸浆补在缺损处,以达到档案原件的完整性和外观的一致性。“但是人工再细,搭口也能看出来,哪怕是两毫米内也依稀可见。补洞机用的是纸浆随破损孔洞形状进行补洞,没有搭口,完美结合。”

上世纪九十年代,市档案馆就曾想引进一台纸浆补洞设备,但当时技术不够成熟,引进也被搁置了。直到去年年底,安装了“人工大脑”的纸浆补洞设备进馆了。奚红英说,新设备里装有芯片,修补过程实现了“半自动”:修复师把需要修补的档案和纸浆分别放入设备中,它就能自动计算出待补孔洞所需要的纸浆量进行修补,随后,利用吸力台将多余的水分吸走,纸浆就和原始档案严丝合缝地融合在一起。

一套高清修复云平台,使“盲修”成了历史。奚红英说:“以前修复档案时,把有字的一面放在下面,修复师看着背面‘盲修’。有了云平台,通过摄像镜头,终于可以看着正面修了,精准度肯定会提高。”

虽然有了“新同事”,但有一些环节还得靠“人工”。

岁月在档案上留痕,最常见的就是褶皱。修补褶皱就要喷水,趁着潮乎劲儿修复,避免纸张断裂。喷水有讲究,水大了,更容易起褶子;水少了,折痕打不开,“这全凭手感和经验。”奚红英说着,晃了晃手。

目前市档案馆已经完成了馆藏62万页档案的抢救任务,“疑难杂症基本杜绝了。每一件档案都住进了恒温恒湿的档案库房,绝对安全。”奚红英说,不论技术怎么迭代,“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原则不会变。

39年,奚红英遇到的每一件档案,都被她视作瑰宝。每一次修复,都被她视作一次修炼。她曾经遇到过一位老档案修复师,当时老人家正在修复的一本档案,每一页都被耗子啃得大窟窿小眼儿,最小的洞比绿豆还小。“多久能修完?”奚红英问,“修完就完了。”老人语调平和,奚红英听来振聋发聩。

正是因为这种平和,才有了日复一日的坚持。

每一次相遇,皆如初见。

(原标题:与时光相遇)

来源:北京日报

流程编辑:u014

记者:刘冕

编辑:u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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