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与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魏育青对谈“翻译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谈到中国翻译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时，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顾彬认为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译者的母语不够好，这种观点令很多译者后背冒冷汗，引发了关于自己母语水平的反思，也将之视为一种警醒。

取名靠“巧合”

随着中西交往日益频繁，像顾彬这样的汉学家，已经越来越多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和认知之中，其活动领域和影响力也逐渐突破了学术和文化的界限，既为学术界提供来自外国人的不同观点视角，也针对一些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丰富的洞见。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所谓“汉学”，指“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对应的英文为Sinology。如今汉学的定义显然已经扩大，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研究的领域包括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对应的英文为China Studies。而汉学家就是对这些领域有着专门研究的专家，一般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

既然要做汉学家或中国研究的专家，那么，给自己起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名字，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甚至可以算得上是“宣告入圈”的第一步。中国人常说“人如其名”“顾名思义”，名字确实承载着很多含义，对汉学家而言更是如此，名字被记住和传播意味着被认可和接纳。显然，这些汉学家们都深谙此道，在给自己起汉语名字时颇费了一些心思。

顾彬德语原名Wolfgang Kubin，译为“沃尔夫冈·库彬”，从这里可以看出“顾彬”这个汉语名字与“库彬”发音相近，是沃尔夫冈根据他的姓氏进行的“音译”。“顾”是中国很常见的一个姓氏，例如，著名演员陈道明在《我的1919》中饰演的民国外交官顾维钧和清代文学家、“京华三绝”之一的顾贞观都系出此姓；而“彬”更是中国人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用字，细想下来，与《论语》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说法大有关联。既然“彬”是君子的属性，那么出现在人的名字中，也就自然而然寄托着成为君子的美好愿望了。由于这两个字太像中国人的名字了，所以顾彬就直接拿来用作自己的汉语名字，算得上是极好的巧合，为他省去了不少起名字的苦恼。

“中国味”原名

其实，顾彬的例子代表着汉学家给自己起汉语名字时通常会采用的一种方法，即利用自己原名的发音，在对应的中文音译中选取涵义更优雅、意境更美好、指代更高大上的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例如，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杜赫德，其法文原名为Jean Baptiste du Halde(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杜赫德原本是其姓氏，鉴于“杜”是中国常见姓氏，“赫”和“德”字都有很好的寓意，因此被他用作了汉语名字；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英文原名为James Legge（按照音译应为“詹姆斯·莱格”），Legge与理雅各读音相近，故将其作为自己的汉语名字。杜赫德根据其他从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的报道编辑而成德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杂纂》并称为西方汉学的三大名著及“法国古汉学的不朽著作”，此书在欧洲直到19世纪末都被看作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知识手册。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汉学家，与法国的顾赛芬、德国的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他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可谓著作等身。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研究中国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学、经学的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专攻中国话本小说、古典戏曲及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德国著名汉学家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外籍老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民国时曾任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的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和美国超级篮球巨星Michael Jordan同姓，不过现在通常将Jordan译作“乔丹”）等。

由于中国人的名字姓氏在前，人名在后，与西方人人名在前、姓氏在后的习惯正好相反，汉学家在起汉语名字时也会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取自己姓氏的部分读音，找到对应的中文姓氏，然后根据人名的读音，挑选满意的汉语音译字作为自己的名，这种做法尤为普遍。燕京大学创办人、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给自己起的汉语名字。按照严格的翻译，他的英文名字对应的汉语名字应为“约翰·莱顿·斯图尔特”，斯图尔特是他的姓氏，而“斯图”与中国姓氏“司徒”发音一致，对于中间名字的“Leighton”，他选取了“雷登”这两个汉字，用作名字则充满了气势。毛主席194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抨击美国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扶持支持中国国民党发动内战政策的同时，也让司徒雷登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这种起汉语名字的方法很受汉学家青睐。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按照汉译规则，Stephen Owen对应的汉译原本应为“斯蒂芬·欧文”，但宇文所安作为鼎鼎大名的唐诗研究专家，在给自己起汉语名字时岂会甘心落入俗套？他的姓氏Owen与中国复姓“宇文”相近，而宇文这一姓氏虽然人口并不多，但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姓宇文的响亮名字，例如，南北朝时建立北周朝（又称“宇文周”）的宇文觉和隋代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宇文成都父子。而“所安”二字，出自《论语·为政》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可见，宇文所安在给自己起汉语名字时花费不少心思。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的英文译者，已经翻译了30多个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是有史以来翻译中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可以说莫言能获得诺奖，葛浩文功不可没。按照汉译规则，Howard Goldblatt原应译为霍华德·戈德布拉特，葛浩文在其姓氏Goldblatt中提取“Gol”这部分的读音，选用“葛”来对应，在Howard中提取“How”这部分的读音，以“浩”来对应，而“文”字则是根据含义来增添的，以便听起来更像汉语名。

中国传统仪式音乐专家、英国汉学家钟思第（Stephen Jones），研究中国中古时期民间信仰的美国汉学家太史文（Stephen F.Teiser），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华如璧（Rubie S.Watson），以及法国汉学大师石泰安的得意弟子、跨越欧美两地的重要道教研究者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等，以及被称为“头号中国通”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们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将自己的名字“汉化”。在他们的中文名字中，几乎都取了一个跟自己原名发音相似的汉字。上述方法中，汉学家的名字基本上遵循了“西姓与汉姓对应，西名与汉名对应”的原则，当然也有一些汉学家遵循了读音的顺序，这样一来西名就对应了中姓，中姓对应着西名，刚好形成了对调。

起名方法多

还有一些汉学家，从自己原来的姓名中分别提取首字母，然后查找汉语中以这些首字母或以具有类似读音的字母开头的字，组合在一起作为自己的姓名。例如，美国汉学家、敦煌学家梅维恒（Victor Mair），“梅”来自其姓氏“Mair”，“维”提取自其名“Victor”的“V”（与“w”读音相近），而“恒”则是为凑名而添加的字，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学家所看重的品格；美国布法罗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汉语名字中的“司”来自于其英文姓氏“Stapleton”，而“昆仑”则是根据其名“Kristin”的首字母，结合汉语词语意象挑选而来。

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因为非常崇拜司马迁和他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把自己姓氏“Spence”（斯宾塞）中的“S”提取出来，对应《史记》的“史”，从其名“Jonathan”中提取出“J”，找到以此字母作为声母的“景”字，含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景仰之情，“迁”则为添字。史景迁取此汉语名字，既寄托着对偶像司马迁的崇敬，也是对自己专心治学、严谨治史的勉励。

史景迁英文原名 Jonathan D.Spence

取姓氏和（或）名字的意思，放在一起，组成自己的汉语名字，这种做法也广为汉学家所取。例如，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之久、凭借以中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S.Buck），其名字直译为珀尔·S·巴克，取姓氏“S.Buck”中的“S”，找到以此为声母的汉姓“赛”，而“珍珠”则是她英文名字“Pearl”对应的汉语词义。

赛珍珠

正如中国人起名字时会十分注重选取寓意较好的字，在有章可循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有些汉学家给自己起的汉语名字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原名的限制。例如，专注于苗族文化研究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王富文(Nicholas Tapp)、出版了《开封犹太人碑题》的西班牙入华耶稣会士管宜穆(Jerorme Tobar)，他们原来的名字与汉语名字之间并没有太大联系，而是另外开辟了一个“小号”。

原标题：汉学家的中文名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一勺风

流程编辑：l004

编辑:u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