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原先生像 齐白石

黄国巽到跨车胡同齐白石寓所求画时所带散原先生的半身照片

不少人都知道齐白石（1864-1957）早年曾拜师学画肖像，十卷本的《齐白石全集》（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也辑入了多幅他的肖像作品，但有一幅极特殊的作品，即白石老人在1935年他七十一岁时所绘《散原先生像》，却遗漏未收，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这幅作品一直珍藏在散原先生之孙、陈师曾的哲嗣陈封雄家中，陈封雄的女儿陈苹告诉我，祖父（陈师曾）的许多作品和遗物都捐给国家了，唯有这幅《散原先生像》一直留在父亲身边。

陈封雄如此宝爱这幅作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散原先生像》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不朽之作，而陈封雄是亲历这幅作品诞生的见证者。

散原先生即陈师曾的父亲、诗人陈三立（1853-1937，散原是陈三立的别号），为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的长子——这是一个备受国人尊崇的名门望族。1860年陈宝箴入京参加会试时，正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陈宝箴在酒肆里遥见火光冲天，“捶案痛哭，惊其座人”。他在湖南巡抚任上（1895-1898）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生气的一省。“百日维新”失败后，陈宝箴遭清廷“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后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夕被慈禧密诏赐死。当陈宝箴推行新政时，散原先生侍奉左右参与决策，如梁启超被聘为时务学堂主讲，便是他向其父力荐的，散原先生因此被加之以“招奸引邪”的罪名同被革职；“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是他为世人留下的对时代的感慨。江山不幸，诗作有幸，散原先生成为晚清“同光体”诗派的主将，最终，这位不屈的老人在日军攻陷平津后绝食而死。从这里，我们多少可以获得一点对白石老人塑造的散原先生那悲怆崇高形象的索解。

当然，要了解《散原先生像》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就不能不提到白石老人于1917年在北京得遇陈师曾的千古佳话。这段经历，详细记载于白石老人的自传中：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我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说：“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时常到他家去，他的书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里，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我出京时作了一首诗：“槐堂六月爽如秋，四壁嘉陵可卧游。尘世几能逢此地，出京焉得不回头？”我此次到京，得交陈师曾做朋友，也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

从白石老人的深情回忆中，可见与陈师曾的交谊在他一生中占有何等不寻常的分量，而更重要的则是陈师曾在他“衰年变法”时所起的关键作用：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的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

……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我画梅花本是取法宋朝杨补之（无咎）……师曾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我又听了他的话，改换画法。

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陈师曾在白石老人“衰年变法”时给予他具体的启发和帮助，白石老人还将个中经过，以更精炼的笔触写在日记里：

予五十岁后之画，冷逸如雪个，避乡乱窜于京师，识者寡，友人师曾劝其改造，信之，即一弃。

同年，他又在一则题画中写道：

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

陈师曾不仅在白石老人“衰年变法”时给予他具体的启发和帮助，还在随后（1922）应邀出访日本时，借二人举办联展的契机，将齐白石的作品推介给日本画坛，“始一举而轰动国内外”，白石老人的境遇从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所以白石老人才会有发自肺腑的铭感：“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我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但是不幸得很，仅过了一年（1923），陈师曾溘然长逝，年仅四十八岁。“此后苦心谁识得，黄泥岭上数株松！”这是白石老人因痛失知音而留下的浩叹。

如前所述，请白石老人为散原先生画像，已是陈师曾去世十二年后的事了。据陈封雄1993年所作《齐白石晚年的一幅肖像画》一文，那是在散原先生从江西移居北京的第二年，“我的一位叔父因知道白石翁早年曾为人画过像，便和先母计议请齐老先生为我祖父描一幅肖像”，这才有陈封雄陪同母亲黄国巽到跨车胡同齐寓登门求画的事。当时，白石老人已然年迈，而求画者日多，他体弱眼衰不能多劳，所以定了较苛刻的润例，除了“花卉条幅二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宽）；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纸对开）……”还声明“山水人物、工细草虫、写意虫鸟皆不画。指名图绘，久已拒绝。……无论何人，润金先收”。如此情势，陈家自然没有把握，而实际情况是“白石先生立即接见。先母说明来意，老先生竟然满口应允”。当黄国巽取出一张散原先生的半身照片和百元润金时，白石老人接过照片却连连摆手：“师曾夫人所求，又是为师曾尊人画像，怎能要钱！”

那这幅作品是怎么完成的呢？

过了两个月，先母去取画并向齐老先生致谢。他说他已四十年没有画过工笔肖像画了，这次着实费了大力，戴两副老花镜，画了许多天才完成。画拿回家，都说画得好，我祖父看了也说画得很像他。

这是陈封雄留下的珍贵记录，生动说明《散原先生像》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散原先生像》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价值——它不期然而然地成为白石老人在“似与不似”这个最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美学问题的思考中，对“似”极端重视的有力表征。

对齐白石的绘画艺术，人们多从大写意的角度来把握其特征，却容易忽略他对中国艺术美学发展一个新的方面的认识，即在“似与不似”的辩证关系中对“似”这个因素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美学问题，是因为写实因素在中国艺术美学发展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尤其是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西画家首当其冲，传统派的中国画家亦要有所抉择。

认真寻究一下白石老人在他“衰年变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知其中一直伴随着对“似与不似”的思考，这个思考除了表现在“衰年变法”之初陈师曾提示的工写问题，还可举出如下数例：

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大变。

这是1919年白石老人从黄慎的大写意作品中受到启发所写的感想。

大墨笔之画，难得形似；纤细笔墨之画，难得神似。此二者余尝笑昔人，来者有欲笑我者，恐余不得见。

这是白石老人在1922年（壬戌年）的日记里所写。他把形神关系，即“似与不似”的关系，作为一个大问题来思考，他甚至想到百年后人们还要探讨这个问题。

点灯照壁再三看，岁岁无奇汗满颜。几欲变更终缩手，舍真作怪此生难。

这是白石老人留在《葫芦》上的一首诗，反映了他在“衰年变法”过程中的矛盾心理。他原是十分看重“真”与“似”的，而“衰年变法”要超越“形似”，才能达到“奇”和“怪”的“神似”境界。如果从这里我们感受的是探索的艰难和犹豫，那么下面的体会则反映出一种成熟的规律性认识了：

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神形俱见，非偶然可得也。

这是1926年白石老人在一幅画的落款中所写。

如果联系白石老人的社会交往，将《散原先生像》和他早年的肖像作品如《黎夫人像》（约作于1895年）、《胡沁园像》（约作于1910年）进行比较，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最严格地要求写实的肖像体裁——对白石老人关于“似与不似”的认识作些引申。齐白石早年所采用的以照片为依据的“擦炭”并与水墨、着色相结合的画法，已经同晚清传入中国的西画法接上了头，《黎夫人像》还明显与清初出现的那些由传教士画家（最具代表的是郎世宁）绘制的“朝服像”的中西结合传统相联系。《散原先生像》除保持早年以“擦炭”和水墨、着色相结合的在形象描画和造型上那种素描感和高度肖像真实性的特征，还有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从简练、朴拙的衣纹缝条上所表现出的书法性的意笔特色；在对散原先生性格特征的严谨描画中彰显出的炯然如炬的目光和忧郁愤懑的表情，也颇引人注意。这样有详有略、疏密结合的处理，令人联想到徐悲鸿的《李印泉像》《泰戈尔像》和蒋兆和的《阿Q像》。虽说肖像作品，特别是这幅《散原先生像》，在白石老人的全部作品中属于特例，但由此可见，一方面，白石老人一直特别看重“似”的因素；一方面，他在不断探索如何使自然之“似”通过“不似”的手段进入“神似”的境界。白石老人的创作愈是进入成熟阶段，便愈显示出对“似与不似”关系的精到处理，这就是白石老人那句最脍炙人口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了（此话是“衰年变法”期间，白石老人同胡佩衡等人所讲）。当然，对这句话，我们也会联想到陈师曾、徐悲鸿、蒋兆和等人，从不同侧面在“似与不似”这个重要艺术美学问题上对他产生的影响。

白石老人与徐悲鸿在1928年就相识了，当时徐悲鸿正主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聘请白石老人担任教授。徐悲鸿在1932年为白石老人所编画集序言中称他的画是“由正而变”，且从“致广大，尽精微”两方面来肯定他“似与不似”的探索，白石老人看了由王青芳主持的徐悲鸿肖像画展后也表示，“若自己晚生二十年，一定跟徐悲鸿学习素描、学习国画”。白石老人与徐悲鸿保持着深厚的忘年之谊，徐悲鸿这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提倡写实主义的大师，他极重形似的艺术主张怎能不在白石老人的思考中？

而白石老人与蒋兆和的交流正是在他完成《散原先生像》的那几年。一项记载是1937年5月，当几位热血青年为蒋兆和在北平举办他的个人展览时，白石老人这位比他年长四十岁的老画师竟题写了这样的赞辞：“能将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内，此为中外特见，予甚佩之。”再是1941年，白石老人又为当年出版的《蒋兆和画册》题诗：“妙手丹青老，功夫自有神。卖儿三尺画，压倒借山人。”白石老人如此推重这位在吸收西方画法上取得重要成就的青年人，除了蒋兆和的创造能力卓然，也不能忽略他的情有独钟和别具慧眼。

至于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中对“似与不似”这个问题的论述有不少，以二人关系的紧密，白石老人又处在“衰年变法”的关键时刻，交流当是很频繁的。

作画要形神兼备。不能画得太像，太像则匠；又不能画得不像，不像则妄。（与于绍谈话）

这是白石老人对“似与不似”的又一种说法。如果想到白石老人所说：“我六十年来的成就，不都是从古书得来的，有的是从现在朋友和学生中得来的。”我相信这样的推想亦是不妄。

如《散原先生像》所示，尽管齐白石格外看重西法之所长，主动吸收西画的写实因素，但他的个人风格和成就，却显示着质朴、宏大而隽永的传统派特色，这条道路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复制的。

（原标题：由《散原先生像》说开去）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袁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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