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刻，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在即将迎来建党百年之际，我研读了中央党校老师专题讲座集《中共党史十二讲》（以下简称《十二讲》），掩卷而思，有引人入胜的感慨。

《中共党史十二讲》，谢春涛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十二讲》回顾了百年辉煌历程中12个重大事件、重大决策、重大转折、重大变革，从朱毛会师到遵义会议，从延安整风到成立新中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浓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叙事下，所有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贯穿在学术的框架、独家的史料、丰富的论据中，“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的道理其义自见，“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自信在字里行间流淌。

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天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轻蔑、诋毁、打压从没有停止过，但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近代如过江之鲫般的政党中脱颖而出，在各种质疑声中走过百年、连续执政70多年、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发展奇迹的政党。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研究者来说，要想学习和研究中国，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年初，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发表的长篇报道《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在国外受到诋毁，在国内广受欢迎》，代表了长期以来抱着偏见报道中国的西方媒体的“困惑”。西方读不懂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读不懂中国共产党。研究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就找到了解答“中国道路怎么行”的密码。《十二讲》为我们读懂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一扇窗。

《十二讲》不对党史人物和事件作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每一判断都立于充分地占有和甄别一切可靠的资料、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做到了胡乔木同志提倡的“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因此每一篇都干货满满，可读性很强。

如张旭东同志《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一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质”与“形”两个层面，对新中国的形象进行了成功塑造，文章引用季羡林先生回忆他对新中国接受的心路历程，“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这些方法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十二讲》围绕近年来党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争议问题，作了坦诚、客观的阐述，将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如李庆刚同志《抗美援朝的决策及其影响》一文，对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的反复权衡过程，展开了细致的描述，从横向上分析了党内不同意见、国内国际形势；从纵向上演绎了1950年7月至10月期间整个决策过程的不同节点、相关大事、各方态度等，水到渠成地使读者感受到党中央在错综复杂矛盾面前的卓越洞察力和精准判断力。还有沈传亮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一文，讲到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看到《北京日报》刊载北京市委扩大会议情况，有一句关于“天安门事件”定性的话，他敏锐意识到这句话的政治意涵和分量，于是立即安排播发新华社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如不读此文，很难知晓当年短短20字消息背后，竟有如此微言大义、曲折不易。

就是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叙事，重新架构起百年党史的丰满血肉，使教科书般的概念性的论断，变成了一张张清晰的思维导图、音容笑貌，令人“身临其境”。

当读到1944年美国观察组在延安感到“在中国近代史上，共产党政府和军队是第一个……得到积极而广泛的群众支持的”，我立即联想到巴基斯坦执政党首席召集人尼亚齐最近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人民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又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作更多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一大原因。历史和现实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主题：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学党史不是钻在故纸堆里训诂考据、寻章摘句，而是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鉴往知来，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我想，这就是《中共党史十二讲》的题中之义。

（原标题：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一扇窗）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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